 |
| 顏真卿《西亭記》殘碑(衣若芬攝於浙大藝博館) |
“你的大學有博物館嗎？“
應邀參加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開館儀式，躬逢其盛，學者們相互招呼問候，不免都彼此詢問各校的情況。
在大學設置博物館，兼具學術研究、專業教育和社會文化服務等使命，世界第一個公共博物館正是誕生在大學─成立於1683年的英國牛津大學阿什莫林藝術與考古博物館(The Ashmolean Museum of Art & Archaeology)。所以，浙大藝博館的“藝術與考古“主題前有所承。
中國總共有將近3000多所大學，334個大學博物館。同樣有3000多所四年制大學的美國，則有近1600個大學博物館，僅哈佛大學就有14個博物館。中美大學博物館數量的懸殊，或可視為未來發展空間的多種可能性。
近年參觀大陸的博物館，能明顯感受文物知識逐漸普及的效果。去年在上海博物館看董其昌特展，和學生分享我對傳為董源畫的《瀟湘圖》看法，身旁一位女士緊跟著我，我瞄見她側錄我的談話，問她為何如此？她說她是“搞室內設計的“，來博物館“吸收營養“。你看全中國共有5300多家公私立博物館，一年主辦26000多個展覽，這位擠靠我“吸收營養“的設計師，就是每年11億參觀人次之一啊。
我在2019年 8月10日的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專欄文章也分析了大陸“00後“申報大學的考生對人文學科最感興趣的前三個專業，分別是歷史學、文物與博物館學、考古學，這三個專業正是博物館需求的人才來源。
要在眾多博物館脫穎而出，勢必要有寬廣的視野和引人入勝的亮點。我以為浙大藝博館的亮點之一，是繼承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家方聞先生的研究思路。
浙大藝博館是在方聞先生的期許中成立的，十年籌辦建設，可惜落成開館時方先生已經於去年離世。我於2007年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召開的“開創典範─北宋的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“上見到方先生。那次我報告關於宋徽宗《文會圖》的研究，方先生特別發言提到主修中文的後輩加入藝術史研究的行列，大加讚賞！會後我向方先生介紹，我是他的再傳弟子，是石守謙教授指導的第一個博士，他非常高興，說：“怪不得我覺得妳的研究親切熟悉啊！“
方先生雖然不能親眼見到浙大藝博館開館，開館儀式和第二天的“教學博物館國際會議“仍然洋溢緬懷方先生的心情。石守謙老師從方先生1969年策畫清代“四王“(王時敏、王鑑、王翬、王原祁)展覽談起。方先生突破二十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偏向褒舉石濤、八大山人等強調個性張揚的風格，回顧繪畫傳統，重新評價“四王“的歷史意義。我特別欣賞石老師的講題“血戰前人“，那是基於傅申老師辦張大千畫展用的“血戰古人“( Challenging the Past)之說，傅老師去美國研修也是得到方聞先生的俾助。學術研究要推陳出新，拓展天地，切不可因襲守舊，而要鼓動“血戰前人“的勇氣。
浙大藝博館的“鎮館之寶“是唐代顏真卿書的《西亭記》殘碑，立碑於大曆十二年（777），由浙大校友林霄先生設立的香港近墨堂捐贈。首任館長白謙慎教授是書法史專家，開館就展示罕見的書法大家碑石，真是因緣殊勝。
在會議最終的討論環節，我針對學者們屢屢引述方聞先生主張要在博物館學藝術史的見解，提出我的困惑。我是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學藝術史“長大“的，在沒有互聯網提供大量圖像的時代，研究工作只能靠畫冊和“站在作品面前“看。我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、亞洲文明博物館、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等地方向學生介紹藝術品。而今，網上的高清圖像比現場肉眼觀賞還清晰，我們如何鼓勵學生一定要進博物館呢？我的做法，是舉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)提出的，認為原作品有其不可複製取代的“靈光“（aura），面對作品，才能領會那“靈光“。
學者們一致同意直接面對作品還是很有必要，高清圖像能夠輔佐觀察作品的細節。羅泰教授（Lothar von Falkenhausen）問包華石教授（Martin Powers）：“靈光是迷信嗎？“包華石教授沒有正面回答。我想，新時代的“血戰“仍在延續。
部分內容刊2019年 9月21日，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”上善若水”專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