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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齊柏林於新加坡，2014年(衣若芬攝) |
“妳必須吃。“坐在我桌子對面的男孩對我說。
我笑著搖搖頭。我剛吃過燉牛肉丸配薯餅的午餐，對他的朋友傳遞來的炸薯條一點沒味口。
午餐有點過鹹，我進來這家速食店喝點紅茶解渴。
“妳必須吃。“他堅持。其他六、七位和他一般年齡的男孩圍著長桌或立或坐，盯著我瞧。
我正滑著手機，沒注意到何時身旁被這些男孩占據。
剛讀到紀錄片“看見台灣“的齊柏林導演不幸在花蓮外海勘景過程中墜機失事的噩耗。
2014年，在第二屆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的開幕會上，我們聊著他的空拍經驗。為了保持畫面的平衡，捕捉最佳的視角，他必須長時間採同樣的姿勢，在空間有限的機艙內穩住攝影機，造成肩頸和腰椎的筋骨傷害。後來他才抵押房屋，貸款購買了內建陀螺儀穩定器，能抗震動的空中攝影系統。
“我這樣站著和妳說話，一邊還在忍受疼痛。“
他的個頭很高。我環顧四周，想要不要找個座位。
“沒關係，一樣的。“他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。
疼痛持續侵蝕著他，是空拍付出的代價。
我問他：“你這是為了環保而犧牲嗎？“
他瞇起眼睛笑了：“談不上犧牲，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。“
從一隻鳥的高度，看見台灣，看見了許多破碎的河山和不堪的汙染，令觀眾驚異和惋惜。
“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怎麼協調？我拍的影片裡沒有答案的。我們的生活裡，便利和環保有時不得不做個選擇…“他捏了捏手裡的塑膠杯，繼續說：“這不是很諷刺嗎？我和妳大談環保，面前就擺了多少我們認為不環保的東西─可是，用玻璃杯就比較環保嗎？我不是專家，我只能用畫面說話。“
我揉了揉潮濕的眼睛，擦拭流下的淚水。
從右邊遞過來的那一包炸薯條還在等著我。我抽出了一根咀嚼，薯條被傳到桌子對面的男孩，他很快塞一根進嘴裡吃完，把手指在褲邊抹抺，伸過手，說：“妳好，我是盧卡斯。“
我和盧卡斯握了握手，報上我的名字。
“你們是高中生嗎？“我問。
“我們快要成為大學生了！“一位棕色頭髮的男孩高聲回應我。
“恭喜你們啊！“我想起我的學生們，他們同樣有一張張新鮮的面容，一雙雙好奇的眼神。
盧卡斯和他的朋友們輪流分享著一包薯條，薯條又傳到我面前，我抽出了一根，問盧卡斯：“你要讀什麼專業？“
“工程。“他很快又把薯條嚥下。
他微捲的蓬鬆金頭髮被光線照射得近乎透明，像秋風裡的菅芒花。白恤衫熨貼了個閃銀的骷髏頭。從登山背包掏出太陽眼鏡遮住他湖綠色的眼睛，我在那寶藍的鏡片反光裡看見自己的沮喪。
吃下第三根薯條，盧卡斯問我從哪裡來。
我的英語有口音吧。他一聽就曉得不是當地人。
“台灣。你知道嗎？不是泰國哦。“我說。
他問：“台灣有什麼？“
“有什麼？“我歪著脖子想了想。
低下頭瞥見我的手機。
上網蒐到“看見台灣“的片段，播放給盧卡斯看。他的朋友們聽到樂音，也湊進來擠著看。
層巒疊嶂的青翠山脈，火山口冒出的煙霧緩緩湧起。湛藍的大海，白浪花潑灑如蕾絲裙擺。即將豐收的萬頃稻田，巨大的腳印深陷在泥土裡。被挖土機吞食的河床，裸露柔軟的肌理。把一個個圓滾滾的大西瓜堆上卡車；在迎神廟會時舞獅歡慶；或是拔地高聳的都市建築群…
“酷！“他們齊聲說。
還有“看見台灣“第二集的宣傳片，場景從台灣擴大到日本、中國、紐西蘭、馬來西亞，更加繁複的大地圖案，絢麗的色彩和人文景觀，氣勢震撼！
“哇！“他們驚呼。
“可惜，導演剛在拍續集的時候墜機了。“我說。
“酷！到死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！“盧卡斯說。
我抬頭再在盧卡斯的太陽眼鏡鏡片裡看見自己，沮喪的表情怔住了。
我呷了一口已經涼掉的紅茶，收起了手機。
謝謝你，盧卡斯。
我回頭對他說。
盧卡斯背對著我，把手臂舉高了，比了一個我不明白的手勢。
2017年 6月24日，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「上善若水」專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