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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

Bylofeni

1 月 14, 2010

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,很好奇。

麻將桌不大,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,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。

這座成立於1895年,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,原來別有乾坤。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,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「中學」經歷與「西學」背景的華商,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。

怡和軒幾度整修,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。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,流傳著訊息,比起四人一桌,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「開打」吧。

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「先賢館」的地面,說:「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!」

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。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,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「怡和軒」的名字,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。〈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〉說:

嚴警烏啼寇壓城,當時共此議宵征。陸游家國於詩見,杜牧江湖載酒行。耿耿三年支萬忍,遲遲一死換千生。招魂何處收殘骨,徒博虞初說部名。

詩後有詳文注解:
一九四二年二月,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,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,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。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。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。達夫所攜小行篋,衣物數事而外,有白蘭地酒一瓶,牛肉乾十餘塊,《詩韻》一部,曰舟中可唱和也。相與大笑,酒、三人立盡之。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,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,行期為六日。因商得永安同意,將小電船坐位,盡讓與之,遂分途。達夫既至蘇門答臘,化名趙廉。嗣為日寇所得,命充通譯。三年間,全活甚眾。寇降,懼平日罪行,多不能逃其耳目;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,乃密害之以滅口,竟無有知其死所者。

周兆呈先生編撰的《世紀傳承──怡和軒三慶特刊》提到過這件事,「作家身影」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,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。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《星洲日報》,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,潘受是其中一位。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《毀家詩記》,潘受作詩勸和:「何當一笑忘陳跡,重結鴛盟寄海涯」。

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《詩韻》,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,有的人因而說:可見詩人性情,瀟然灑脫。鈴木正夫《蘇門答臘的郁達夫》書中指出,郁達夫的手提箱裡,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《京華煙雲》英文稿。

詩人逃難,果然和常人不同,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「置死生於度外」嗎?

在新加坡三年多,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,以及舊體詩詞,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,到了南溟海外,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。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,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,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。他在〈骸骨迷戀者的獨語〉裡,坦承自己對於猶如「骸骨」的舊體詩詞的獨衷:「像我這樣懶惰無聊,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,性情最適宜的,還是舊詩。你弄到了五個字,或者七個字,就可以把牢騷發盡,多麼簡便啊。」

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,在印尼寫的《亂離雜詩》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:「長歌正氣重來讀,我比前賢路已寬」,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,實則是藉由書寫,呼應古典和歷史,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。

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(Christian Norberg-Schulz, 1926 – 2000)認為: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,構成了「場所精神」(Genius Loci)。我尋思著怡和軒的「場所精神」,聚焦在那一晚──陳嘉庚已經離開;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,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;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。

那是1942年2月4日,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。

(2008年12月27日,新加坡「聯合早報」)

By lofeni

讀書。寫作。教學。演講。旅行。我的日常生活。 作家。文圖學創發人。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