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4月17日,我以「在場.推理.漢字」為三個關鍵詞,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,我的《南洋風華:藝文.廣告.跨界新加坡》的新書發布會上致詞。新加坡建國至今,進入第五十一年,而我的「在場」是最近的十年。十年磨一劍,我磨出了三本書──書寫在新加坡生活與教學的散文集《北緯一度新加坡》(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);學者的職涯人生訪談錄《學術金針度與人》;以及運用「文圖學」視角,探析晚清至21世紀新加坡藝文與廣告的《南洋風華》,後二書皆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。《南洋風華》還獲得了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肯定,惠予贊助支持。
十年的耕耘,我帶著好奇的眼睛、推理的心態,用漢字敘寫,交出成績。新書發布會後,有讀友告訴我,這是一場不多見,「群賢輩至,少長咸集」的聚會,猶如我的書的標題──「跨界」。在座(和無座站立)的來賓,跨越了世代,有高齡八十多歲耆老,前上海書局的主人陳蒙志先生夫婦;也有青年大學生。有新加坡本地人;也有跨海來自台灣、大陸、馬來西亞的新居民。我想:這就是理想的華文閱讀環境,不分護照國籍,一起享受漢字表達的情思與樂趣,這樣的景況,已經在亞洲有逾千年的歷史,千年前的「國際化」,和現今的「西方化」,不遑多讓。
僅以新加坡為例,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,令人聯想起1980年代,新加坡還未將華語視為第二語言,絕大多數的華人還能自如使用華語,甚至方言還能流通的輝煌。那時,主要汲取於台灣的文學和校園歌曲的養分,滋長了屬於新加坡本土的新華文學和新謠,書寫創作有發表的空間園地和廣大的受眾。島國的文化風景,使得甫出獄,受邀出訪的柏楊,主導編輯了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》(1982年時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)。相較於先前方修、李廷輝等人以「馬華」、「新馬華文」為題,編纂文學大系,這是第一部純粹摘選新加坡作家的作品集,研究的學者不多,我曾經在〈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〉一文中特別介紹過。(見於我在二魚文化出版的《感觀東亞》)。
當華語做為英語之外的民族語言,被稱為「母語」(Mother Tongue),和台灣以方言、族群語言為「母語」的說法恰恰相反。經常有在新加坡演說的外地學者沒能區別,高談闊論「母語」之型塑,弄得聽眾一頭霧水。教育、考試制度,以及社會職場的實際效能,造成英語的強勢,連帶華語的被邊緣化,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寫作直接受到衝擊,幾乎斷層。一位新加坡媒體界的朋友說:「新加坡有『文學社團』,沒有『文壇』。」這固然是一己之見,但也反映了對文學交流、作品對話的渴望。
1990年代,乃至新世紀以後,移居新加坡的華人加入了文學的場域,提供了來自各方的觀點。城市化的國家,藝文的消費趨勢,造成冷熱兩極的現象。華語文閱讀人口的老化和流失,使得一些活動場合只見白髮蒼蒼的長者。我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學習,親自帶他們出席,結果竟發現講者和演出的工作人員比觀眾還多的蕭條尷尬場面。
於是,自從接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之後,我便以「為新加坡培養華文的讀者、作者和學者」為目標。舉辦華文書展,設立華文創意寫作副修課程,邀請國際和本地的作家駐校,傳授寫作方法,為愛好文藝的大學生指點迷津。並且推動研究新加坡華文和美術,《南洋風華》一書,算是我的某種「以身作則」吧。
長期被壓抑的方言,去年(2015)由幾位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發起了“My Father Tongue” (我的父語)的社會運動,希望拾回快要失傳的方言,目前以使用人口較多的福建話、潮州話和粵語為主。有意思的是,熱烈響應的,大多是精通英語的「精英」份子──這是試圖和精通華語的「精華」人士溝通?還是另闢蹊徑?值得我們繼續關注。
做為「2001-2015華文長篇小說評選」的新加坡觀察委員,我以個人的經驗為例,期待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,是新加坡華文閱讀與寫作復甦的前兆。英培安先生的新著《戲服》裡,描寫粵劇在新加坡的傳承和沒落,大量的粵語對白,可說就是「母語」和「父語」在新加坡結合的極好示範。
《文訊》368 期, 2016年6月號,頁 90-9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