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聽新加坡文藝協會會長駱明先生演講時,得知醞釀多年的新加坡華文文學館(簡稱「新華文學館」)已有眉目,為之欣喜。在駱明先生榮獲「南洋文學獎」的頒獎典禮上,催生「新華文學館」大有進展的消息,又令我更為期待。
雖然不是以新華文學為研究專業,來到新加坡多年,南洋的文化、歷史、文學和藝術一直是我藉以認識這個國家的重要渠道。今天的新聞,明日的歷史;過去的因,現在的果,要了解新加坡,適應新生活,鑑往即使不能知來,至少能夠呈現當下。
讀著文字,欣賞著影音圖象,學者的職業病不免犯起,想對某些現象、某些課題追根究底。五年前,網路上有關南洋研究的內容不多;我執教的大學中文圖書館剛剛成立不久,正在努力增益中。國家圖書館的藏書豐富,不過不能涵括早期的學術刊物、學位論文。我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,才曉得該館並不像我校的圖書館對外開放,讀者可以自由進出。我不是該校的校友,也不是訪問學者,拿著大學的工作證和外國人的身份,被允許進去參觀。
那是一座礦山。我在國立大學的中文圖書部和東南亞特藏室開了眼界,我未曾接觸過的南洋研究頗為新鮮有趣。換了觀看的位置和眼光,發覺「中文」(當時還不習慣用「華文」一詞)的書寫,在我的知識版圖上其實有一大塊空白,真是「不看不知道,一看嚇一跳」!
兩校圖書館彼此可以申請「館際互借」,不過對我這個純粹出於好奇心,想隨意翻閱涉獵的讀者並不完全適用──連基本的作者和書名都不清楚,很難明確曉得要借的是什麼書,也不好過於頻繁地請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的「娛樂」服務。
於是,帶著「補做功課」的心態,辦了一年近兩百新元的國大圖書館閱覽證,便於進出和借書,把悠遊「海外華文文學」當成教學和研究餘暇的「出國(軌)旅行」。
在圖書館閒晃,隨手翻讀的結果,我寫出了〈南洋大學時期的淩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〉、《叻報》上香煙廣告等論文。我想:如果有一座較為集中收藏本地文學作品的圖書館,那該有多好!
從新加坡友人處聽過一些本地收藏家藝術品「走寶」,「流失」國外的事情,無論是無可奈何的「走寶」,還是刻意的「流失」,都是本地的損失。藝術品之外,圖書出版物的損失也很嚴重,「走寶」、「流失」於他鄉就罷了,扔進垃圾堆,灰飛煙滅者不知凡幾。
搶救、蒐集、整理、保存、展示…「新華文學館」的工作繁複,責任重大,相信篳路藍縷,一定困難重重。
當我帶領研究生來到終於成立的「新華文學館」,除了對擘畫籌建者、對捐贈書籍者的感謝,還有深深的感動!
接待我們的胡春來先生也是一位作家,他告訴我們,捐贈新華文學作品上百本,乃至上千本者,大有人在。書架上、橱櫃裡,從1950年代以來的文學出版物,依時代、類型和作家分別擺放,井然有序,一目瞭然。
近年來,以在美國的華裔學者為首,例如王德威、史書美教授倡議的「華語語系文學」(Sinophone literature)概念,力圖突破「中國文學」(Chinese literature)的架構,強調用語言做為界定文學寫作的範圍,而不是中國與海外、中央與邊陲的畫分。
近年來,以在美國的華裔學者為首,例如王德威、史書美教授倡議的「華語語系文學」(Sinophone literature)概念,力圖突破「中國文學」(Chinese literature)的架構,強調用語言做為界定文學寫作的範圍,而不是中國與海外、中央與邊陲的畫分。
「華語語系文學」的說法,有吸納所有華文書寫,不論作者的種族和國籍,排除「大中國」本位主義的用意。如此一來,寫華文詩的韓國人許世旭、法國籍的高行健,無論持什麼護照、住什麼地方,都可以稱為華文作家。
其實,過去「中國文學史」裡並沒有忽略元朝的回族(一說蒙古族)詩人薩都剌,王國維推崇的清代滿族詞人納蘭性德也沒有被邊緣化,只要是優秀的作品,作家的出身背景不是寫作文學史考慮的第一因素。至於怎麼稱呼,如何分類,往往是意識形態的問題。
其實,過去「中國文學史」裡並沒有忽略元朝的回族(一說蒙古族)詩人薩都剌,王國維推崇的清代滿族詞人納蘭性德也沒有被邊緣化,只要是優秀的作品,作家的出身背景不是寫作文學史考慮的第一因素。至於怎麼稱呼,如何分類,往往是意識形態的問題。
不管是「華語語系文學」,或是「海外華文文學」,學者的思考論辯,正顯示世界各地華族與非華族作者用華文寫作的蓬勃和多元。在此氣象萬千的寫作歷史中,新加坡沒有缺席,這是「新華文學館」的意義。
新華文學有個家,樓下窗外,是涓涓的芽籠河,波光粼粼。祝願新華文學的寫作,也如河流,源源不絕,風光無限。
(2012年2月26日,新加坡「聯合早報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