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7月,他远从列宁格勒(今圣彼得堡)到新加坡,领到南洋大学的学生证,住进一幢两层楼男生宿舍的二楼,成为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的留学生。
不到两个月,学校通知他交回学生证,他“被转学”到新加坡国立大学。继续在称为“云南园”的裕廊西校园上课,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那时他已经是列宁格勒大学(今圣彼得堡大学)东方学系四年级的学生,系上有两位中国籍的老师,他自认华语有基本的能力,觉得南洋大学的课程太容易了!班主任劝他:“慢慢学,好好学。”被公派到亚洲留学,除了在新加坡实际使用华语,他还初次接触方言,真正明瞭老师的良苦用心–华语,不简单!直到1989年第一次访学中国,1990年代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学习粤语,他仍然深感中国语文永远学不尽。
我从2006年7月移居新加坡,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,开始涉猎曾经在同一地点兴学25年的南洋大学史料。翻阅毕业纪念册,才晓得现代文学作家淩叔华、苏雪林;汉学家潘重规、皮述民;书法家黄勖吾、张瘦石;文字学家李孝定,以及我在台湾大学的老师王叔珉、杨承祖等等,都曾经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作育英才。他们不但培养了南洋的华文教师、学者、作家、文化界及媒体界的中坚分子,还捐赠书籍、书画和甲骨文藏品,充实大学的图书馆和文物馆。
决定离开在台湾不需要教书的稳定学术研究工作,投身甫创立不久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,陪同第一届同学学习,我的人生转折点,不能不说,是基于感佩那些前辈师长的教育理念。即使南洋大学已经走入历史,他们走过的足迹,对于我这个外人,是日日重复的履痕。
遇见这位南洋大学的末代留学生傅乐吉(Sergey Vradiy) 教授,全然意料之外。他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,历史、考古与民族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,专研亚洲社会政治思想史、近代中俄韩外交关系、东北亚近代史。在中央研究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,他得知我任教的大学,很兴奋问我现在的情况?知道那里以前是我的“母校”南洋大学吗?他张大的褐色眼睛在金丝框眼镜后面熠熠生辉:“我的中文名字,是我的新加坡尉厚老师给我取的!”
一定要重返旧地,他说11年前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开会,匆匆造访了青年时留学的地方,可惜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了。我说希望下次您再到新加坡,我们一起找找看。
在暑假的两次旅行空挡,迎来了傅乐吉教授和唐奖教育基金会的王任君秘书。我们参观华裔馆的南洋大学图片展,44年前傅教授求学时的蛛丝马迹,是否能见到?
手机里面的课堂片羽,有师生的合影。1960年南洋大学第一届第一名的Loo Shaw Chang(卢绍昌)的毕业证书,让我们确认了华语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字,原来不是姓“陆”,难怪找不到。在网上查到他2010年去世的消息。傅教授似乎内心一沉,说:“他那时很年轻啊!”
雨后天晴,我们再去探查傅教授照片里的实地。咦~他怎么坐在“南大”两个白色大字的草坡中间?
再仔细瞧瞧:哦,不是“南大”,是“南犬”—哦,是“献”字啦!
这是哪里呢?我只知道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旁有“自强不息,力求上进”的大字。我们沿着南大湖改建的湿地公园往北走,任君秘书发现对面建筑和照片草坡上的一隅很像。一直走到体育馆,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草坡。
带着这唯一找不到照片地点的遗憾回家,我想:傅教授想找操场和体育馆,说是在文学院附近拍摄,有没有可能是“传说中的篮球场”呢?我到南洋理工大学时,篮球场已经成为南大湖的一部分。
果然,过了两天,在“怀念南洋大学”的网站,看到了“锻炼体质 献身祖国”的白色大字,1971年左右,“祖国”改为“建国”。那正是在篮球场旁边,南大湖的西侧,旧教职员宿舍的下方。
再也不复的“献”字现场,紧紧揪住的,是始终不渝,献身汉学的志愿。
2024年7月20日,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“上善若水”专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