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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若芬 I LOFE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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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什麼

Bylofeni

10 月 24, 2020

我又瞥見她在踱步,時而朝我張望,伸長了脖頸,像一隻蓬首的天鵝。但她沒有天鵝的悠閒,偶爾不及一秒鐘的四目對視,她的眼神射出焦急不耐的光,穿透這金魚缸似的落地玻璃門。我沒有閃避,移動了位置,也回看她,隨著身體走勢,抬手瞧了瞧腕錶:15分。

“急什麼?”我心裡想。

到新加坡教書剛滿一個月,就遭遇了”文化震撼”。一位褐髮的白人青年,在我還在交代學生功課時,沒有敲門,直接進來教室,告訴我時間到了,把我的筆記型電腦推向講桌邊,擺上了他的電腦。不顧學生還在幫我擦乾淨白板,他開始在白板上寫字。

“措手不及”,”倉惶而逃”,完全是我教書生涯的驚奇經驗。

大學課表只有上課時間,整點的三十分,每節課一個小時,也就是三十分結束。我後來詢問了行政人員,到底幾分應該下課?沒有規定。

我上課的時間通常在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之間,很少碰過同一個教室之前還有老師在上課的情況。能容納一兩百人的階梯教室,只有前後門出入口,沒有窗戶,門的上端牆面有文字燈光顯示課程是否正在進行中。假如前一門課還沒結束的話,我就和同學們坐在走廊的長椅閒聊等待。

不差那幾分鐘。我想。

不過被”闖入”多了,尤其是”高高在上”的後門來客,通常是等著上下一節課,提前來享受冷氣的學生。我已經學會鎮定,繼續若無其事地講課。有一年,學生有一百五十多位,幾乎坐滿整個教室。講課期間,後門來客掃視一巡,找不到座位,出去。進進出出,學生不堪其擾,向我提出抗議。

我說:”教室無法鎖門,要我中斷講課,叫那些隨便進來的同學出去嗎?那麼一個小時之內,我們會多次中斷,弄得大家都不能專心。”

結果學生寫了告示貼在門外,註明下課時間,才緩解了問題。

可以阻止學生不要擅自進入,卻對老師無效。仍然有老師無視於門上”課程進行中”的文字,直接推門進來,告訴我:”妳占用了我的時間。”我抬眼看了看座位盡頭上的數字鐘:23分。

設想我是校長,對於這麼熱切急著開講的教員,會很欣賞他們的努力吧?

雖然不是”準時上下課強迫症”者,到東京大學演講,我仍不免有些顧慮。接待我的教授說:”晚幾分鐘進會場,讓稍微晚到的聽眾不會太尷尬。”個人的餘裕,也是對他人的體貼。

我教的必修課用兩種教學模式,一是全班共同的講堂課;另一是二十多位同學一組的輔導課。通常老師只教講堂課,課程裡四到五組的輔導課由研究生助教負責,帶領學生做口頭報告和討論。這學期由於研究生助教員額不足以承擔所有的輔導課,久未接輔導課的我,親自帶領兩個班。

戴著口罩教課,擔心影響聽講,我添購了整組麥克風和接收器、擴音器,以補充教室設備,裝滿過去我出遠門必帶的旅行袋。每次背著旅行袋去學校,幻想目的地是機場…。

進入大樓必須掃瞄證件或二維碼、測量體溫,比以往花較多時間。我不大在意學生晚到教室,疫情期間,健康平安是一切。急,只能讓自己更不舒服。

我再度和門外的眼神接觸。閃念意識到,過去幾個星期,懶得聽她每次來責怪我延誤(電腦已經開機,只需重新登入,要不了一兩分鐘),我把時間壓力轉嫁到學生。一邊收拾講桌上的電線、白板筆、音響組合,一邊口裡說著sorry,越來越不是滋味。我催促學生長話短說,不然我又要去說sorry了。

這一天,我們讀黃遵憲的詩《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》,談他任職新加坡總領事時,注意到本地種族和諧的現象。第一組同學用色紙製作了白蓮、黃菊和紅桃花,讓大家直觀花與詩意。第二組同學用黃遵憲的詩句,唱起鄧麗君的”我只在乎你”,打起節拍把排比的部分唸成rap,活潑生動展現文學的”歌行體”!

討論的問題直指新加坡和國際現狀,我不想草草了事。優雅來自從容,掌握分寸和節度。

急什麼?我不是時間的奴隸。

離開前,我還是sorry了幾聲,這是我和她打招呼的方式。

2020年10月24日,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”上善若水”專欄

By lofeni

讀書。寫作。教學。演講。旅行。我的日常生活。 作家。文圖學創發人。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