岡倉天心書蹟
“ASIA is one.”
1903年,日本美術教育家兼美學家岡倉天心(1863-1913)在他的“The Ideals of the East”(《東洋的理想》)裡,提出了對後人影響深遠的「亞洲一體論」。他說:「亞洲是一體的。喜馬拉雅山的區隔只是為了強調兩大文明的特色─孔子的集體主義所代表的中國文明,以及吠陀的個人主義所代表的印度文明。然而,即使是白雪覆蓋的屏障也一刻不能阻礙亞洲民族終極的、普世的博愛精神。」
十多年前初讀《東洋的理想》,友人告訴我,這是一本促成日本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書,提醒我不可輕易接受。
我不解,岡倉天心說世界三大宗教發源於亞洲,中國和印度等古老文明國家傳遞的「愛」與「和平」信念,始終造福著全亞洲人民,而且應該被推揚到整個世界。這種帶著浪漫情懷的思想,何以會被軍國主義者利用?
面對強大的西方,最早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日本,自認為是當時亞洲國家之牛耳。日俄戰爭勝利後,更加強了日本稱霸亞洲的氣勢。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被思想史家竹內好(1908-1977)和橋川文三(1922-1983)歸納為兩大類型,一是如同岡倉天心的「亞洲一體」論者,所謂「興亞派」;以及福澤諭吉(1835-1901)主張的「脫亞入歐」論者,所謂「脫亞派」。雖然在行動上,日本的確向西方靠攏,情感和文化的「亞洲認同」,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人安重根;推翻滿清帝國的中國人孫中山,都在相當程度上主張「亞細亞主義」,意欲聯合亞洲國家對抗西方霸權。歷史的發展證明「亞細亞主義」畢竟是簡單的「理想」和「假說」,在用武力「實踐」的過程中,亞洲國家不但沒有成功對抗西方,二次大戰以及後續的冷戰格局,更讓新崛起的美國主導了瓜分國際利益的大權,一百年前的「歐洲中心主義」轉而成為「美國中心主義」。
意識到本國或區域文化主體性的被消解,一些學者重新提出了亞洲論點。日本溝口雄三教授的《做為方法的中國》,試圖以中國研究為方法學,走向理解世界。中國的孫歌教授在《亞洲意味著什麼?》裡,梳理百年來日本的亞洲論述。韓國白永瑞教授的《思想東亞: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》,則是站在「雙重邊緣」的立場,思考「東亞共同體」的可行性。臺灣陳光興教授的《去帝國:亞洲作為方法》,主張臺灣應該「脫美入亞」,尋求亞洲國家相互參照,互為主體性的自我轉化。
我對東亞文明的研究,可以說是在類似的思維狀態中形成。我的求學經歷,直接回應著清代乾嘉考據學說和歐美「新批評」,乃至接連引入臺灣的西方文化理論的衝擊。摸索著做為中國人以及臺灣人的身份定位,把歷史的時間觀念放在地圖上展開,與其強調批判性和對抗性,我更願意審視「西方」究竟對我有什麼意涵,為何我安心做一個亞洲人,並且希望從文物、藝術以及文化意象等面向,設想亞洲為世界提供了怎樣的共享資源。這也許是對岡倉天心理想的另一種實現方式。
今年二月,我應韓國外國語大學邀請前往演講,這是繼2009年我應邀演講東亞「瀟湘八景」詩畫之後,再度回到該校的講臺。我談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從古至今對中國、韓國和日本的書法、繪畫、文學和雅集文化的影響。在結語時,我說道:研究東亞文明,是對「西方中心主義」的反思,但我並不認為要用「中國本源論」、「中國中心主義」來取代西方,就能夠得到平等和平衡。東亞的共同文化遺產,就看世人怎樣汲取養份和再生產。
就像岡倉天心因為費諾羅沙(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, 1853-1908)的影響和激勵,重新從文物調研的結果,肯定日本美術的價值,我們也應該看重「西方」做為「他者」的對照意義。地球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是中心,亞洲不是世界的邊緣,尊重別人並且認識自己擁有什麼,才能找到與亞洲國際間對話的切入點,也才能宏觀世界。
岡倉天心晚年有詩:「仰天自有初,觀物竟無吾。星氣搖秋劍,冰心裂玉壺。」岡倉天心的日本文化優越感固可質疑,濫用岡倉天心東洋理想的野心份子和誤解他的讀者,豈可不思。
(2014年3月22日,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「上善若水」專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