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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學,漢學,中國學,華學

Bylofeni

10 月 13, 2008

面對他者,我們才知道自己是什麼。

研究學術的人,喜歡高舉「必也正名乎」的大纛,認為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,反覆「正名」的結果,往往把看似單純的事物弄得複雜不堪。

「定義」一個名詞或一個概念,就可以寫一部書,一部學術發展史。

「國學」、「漢學」、「中國學」、「華學」,對大眾而言,都是指中國的學問。

學者會追究:「中國」指什麼?「古來」的時間限度?怎樣才算「學問」?

晚清「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」的觀念,已經區分了「自我」與「他者」,從固守自我,「師夷長技」來從事改革建設。

就像日本把日語稱為「國語」一樣,「國學」這個語詞,在十九世紀末,二十世紀初的東亞,受日本的影響,(例如梁啟超想辦的《國學報》),轉變了它「朝廷太學」的教育機構及制度性質,成為國家意識之下的新產物。

由「一國的學術文化」而相應出「國故」、「國粹」、「國渣」等等褒貶不一的詞彙。對「國學」一詞的質疑或擁護,顯示了學者的知識立場與學術態度,殊途同歸的是,關心國學、討論國學、參與國學,形成「一國學術之興亡即國力之盛衰」的集體思維。甚至認為:「國可亡而學不可亡」。宋儒「為往聖繼絕學」的主張,是惟恐學之斷滅;而二十世紀風雨飄搖的中國,「學」則更有「救亡圖存」的寄託。

也如同「國學」的意思偏離其本義,原來指稱漢代的學術與治學方法(與「宋學」相對)的「漢學」,在十九世紀末(1882年)成為Sinology的中文譯名。Sinology的語源,又與日本把中國稱為「支那」有關。

漢字的「中國」或「清國」,換成音譯的「支那」,是日本從語義屬性轉向語音屬性的實例之一。從字面圖象式的認知,轉為聲音式的符號。使用漢字的「中華」或朝代名稱如「唐國」、「清國」,是站在漢字的系統裡思考;而「支那」則帶有他者對中國注視的目光。

1907年京都大學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「支那學社」,以及其後1920年的刊物《支那學》,確立了「支那」與中國在學術上的關係。原來屬於日本古典文化教養的廣義「漢學」(指漢字書寫的典籍及學問)中有關中國的部分,以及針對中國的研究被獨立出來。

二十世紀中葉,「支那」被染上軍國主義色彩,1945年日本戰敗後,日本禁止使用「支那」一詞。

比「支那學」還適用的「漢學」,用以指稱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,進而把研究的範圍從古代擴展到現當代,有的學者認為「中國學」(Chinese Studies)比「漢學」還能包容新的學科,例如政治、經濟、社會,以及海外華人等等。

從「支那學」、「漢學」到「中國學」(或「中國研究」)也儼然揭示了學術重鎮的地盤移動,從日本、法國到二次大戰以後的美國。比如以哈佛大學費正清(John King Fairbank, 1907-1991)為代表的中國研究風潮。

那麼,「華學」又是什麼呢?

有的學者認為「漢學」的「漢」字太過種族取向,或拘限於漢字典籍;「中國學」又有政權國家意味以及地理區域性,不如用「華夏」的概念統攝一切。「華學」包括蒙學、滿學、藏學,源於俄羅斯,受到饒宗頤先生的支持,有《華學》學刊倡導之。

近日讀劉正先生《圖說漢學史》一書,收穫與迷惑兼之,遂有感而作本文。

若要問我歸根結底,我想說:
玫瑰無論叫什麼名字,不能減損她的美麗。

(2009年4月19日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)

By lofeni

讀書。寫作。教學。演講。旅行。我的日常生活。 作家。文圖學創發人。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