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從看過陳子謙導演的電影「881」之後,再得知有續集的「十二蓮花」,開始為陳子謙擔心。
「881」應了「新加坡本土」的號召,被媒體吹捧得天花亂墜,類似的電影,1965年有「舞台姐妹」,1983年有台灣的「台上台下」(張小燕、張艾嘉主演),「881」的劇本不但沒有推陳出新,比肥皂劇還鬆散,我也自始至終不能理解過去陳子謙的敏感細膩何以蕩然無存?
難道只要貼上「新加坡製造」的標籤就夠了嗎?
「881」在台灣金馬獎影展中放映,也不過滿足了台灣觀眾的好奇心;此番的「十二蓮花」,主打的是看孫燕姿扮觀音。
一個執導過「十五」、「凌晨4:30」的導演,就不能演一齣大眾看得懂的商業片嗎?
同樣的期待,我不會放在梁智強的電影裡。梁智強的通俗有他的娛樂效果,陳子謙假使要和梁智強分享市場,拼命要讓自己的作品普羅大眾化,那就是媚俗。
陳子謙和梁智強有不同的風格和深度,這是「881」之前我對他們的理解,二者各有千秋,各有令人喜愛之處。
這就像法國文化社會學者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,1930-2002)在《區隔: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》裡指出的,我以為陳子謙和梁智強擁有的是不同的文化資本。雖然不必刻意將他們區分為「菁英階層」和「大眾階層」,「881」之前的陳子謙的確是有菁英階層的味道。即使他用心關懷「誤入歧途」的青少年,用鏡頭讓他們說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,對生命的失望和自殘,電影「十五」裡的冷靜凝視,解剖出血淋淋的景況,如果換成梁智強來處理同樣的題材,會不會變成嘲弄調笑,要求學校和社會給這些「壞仔」一絲喘息存活的空間呢?
階層之間可能互相離動或靠攏,我不是極力推崇陳子謙要保有他的菁英色彩,高高在上的地位,而是藝術家有沒有自知之明(如果「藝術家」不是冠冕)。並不是歌台的世俗趣味破壞了導演的「神聖性」,反而是導演的天才能不能透過影像,將世俗趣味展示出來。
階級差異在有些人的眼光裡彷彿是十惡不赦的罪過,尤其本身具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,往往還要強調個人的「親民」形象。把群眾視為判斷自己是否「政治正確」的社會主義式假平等,有時倒成了矯揉造作的民粹主義。
如果以為「俗擱有力」的通俗力量要靠知識份子來提昇,那就未免太低估草根的存活能力了。
通俗的文化有其源自生活土壤的適應能力,和菁英的文化最好是相互衝突又彼此滋潤的關係,吃飽了人間煙火,做做風花雪月的白日夢,沈浸於歌台或是陶醉於貝多芬,都有各自的快樂。